台湾女记者辞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风村教育

  • February 23, 2011
  • Editor: yangxiaol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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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女记者辞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风村教育

 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,这个台湾女记者放弃了原本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,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康复村的教育事业。为了让这些与世隔绝已久的孩子能尽快地融入现代社会,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——

  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,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,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。

  “那真是个被刻意遗忘的黑暗角落。”这个台湾女人缓缓地说。

  那时,她还是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资深记者。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,她多方询问后,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。

  这儿曾被人称为“隐形的村落”。从1959年开始,因为麻风病的蔓延,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,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,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

  在村子里,张平宜看到,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,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,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,她这样描述道:“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,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。”

  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,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,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。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,“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?”

  唯一的小学,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。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,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。学校的招牌,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,早已被盗。这里挤着70多个学生,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,孩子们的脸都很脏,“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”。

 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,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。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:“你留下来,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。”

  2002年,正如她承诺的那样,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,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,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2003年起至今,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,在海峡对岸开办“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”,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。

  最开始,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“最朴素的母性”。但现在,她的长期愿望是,“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。”

  外部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?这个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。这儿的村民只能感觉到,自己是“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”。就连这儿的老师去县城开会,当地的老师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。

  但这个朋友们眼里“典型的千金大小姐”,却在海峡对岸为这个令人恐惧的村庄呐喊。

  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,到处演讲、卖书,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,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。“下辈子什么都不做,只要做个有钱人。”这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窘迫生活的女人,一度“咬牙切齿”地说。

 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,回到大营盘,当上了新教学楼的“监工”。每一天,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。因为学校没有厕所,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。如果内急,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,借用“猪圈隔壁的厕所”。

 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,“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”。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。比如依伙克古,只有5岁,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,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。他喜欢上学,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,这个22岁的年轻人,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。

 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“超龄小学生”在校园里并不鲜见。甚至在2005年之前,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,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。

  因此,与家长“抢孩子”,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“我们拼了老命寻求一条希望的道路,有人走过来了,有人怎么却中途落跑了呢?”在大营盘的时间里,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,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,“胁迫恐吓那孩子回来读书”。

  阿被拉且曾经消失过。这个彝族男孩读完1年级后就回家放羊。直到学校重建,这个14岁的男孩才开始读2年级,他在这儿小学毕业,又在县里读完中学。现在,24岁的阿被拉且在青岛的工厂工作,小时候那个“只敢傻傻看着的张阿姨”,如今已经成了朋友,他们常认真地分享心事。

  “父母着急让我回去结婚,可是张阿姨说,还是找一个真正喜欢的才好。”阿被拉且说。

  对于张平宜来说,那就是“我的孩子”。她喜欢和孩子们亲近,只是,“只要稍微接近,就会被跳蚤咬60多个包”。这个年轻时颇有些“王祖贤味道”的女人,如今腿上布满了跳蚤留下的伤痕,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。

  从洗脸、刷牙、洗澡开始,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“保持个人卫生”。一个电视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,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,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。

  可是,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,张平宜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境。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,几年前,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。不过,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,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。有时,一头牛踏过去,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,都可能给学校带来“停水灾难”。

  “简直是要疯掉了。”张平宜用戏剧化的语气形容当时的窘境。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期,学校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,这个此前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的女人“就坐着小马车去邻近的村落运水”。

  台湾义工郑玉婷也曾经历过那样的“抢水大作战”,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,“在那样的山坳坳里面,我们连去哪里买一个水塔都不知道,又能做些什么呢?”

  不过,就在2010年,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了一个水利专家,甚至从遥远的对岸运来“一根根水管”。他们用了将近50万元人民币,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,“从浮流水到地表水,全部储存起来,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。”如今,就算停水,他们也可以在三天的时间里自给自足。

  同事们无法想象,这个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女人,是怎样一个个地攻克眼前的难关。但在他们的眼中,张平宜是个“执著又单纯的人”,讲话的速度很快,而且想起什么事儿,一定要做完才歇手。

  在这个村庄里,因为大营盘小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,甚至邻近的孩子都会到这里求学。眼下,这座曾经“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”,已经有了100多个毕业生,13个公办教师,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,甚至还有村里的第一栋公厕。

  但问题远未完结。小学毕业后,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3个半小时去县里读中学。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,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。张平宜咬咬牙,“好,那么我就来盖一所中学”。

  邻县的县长同意批给她一块地,但当她兴奋地带着从台湾募集来的钱款回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时,前任县长已经调离,新任县长拒绝了批地的请求。这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大哭了一通。

  当时间推移到2009年,为了解决麻风村子女的入学问题,四川省扶贫办在大营盘小学的校园内,用260万元盖起一座气派的中学。张平宜和她的同事们兴奋极了,为了迎接新中学的到来,他们翻新旧教室、绿化花园。

  可直到现在,那所中学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,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也没有一个学生。当地教育部门迟迟没有派驻老师,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为了求学,仍然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个半小时。

 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,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,“走路又远,功课会跟不上,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。”最让张平宜难过的是,愿意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正在逐年减少。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,她又“强迫”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,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。

  “我的十几年青春,就这样献给了这里。”她感叹道。

  一个曾经去过张平宜台湾的家里做客的朋友还记得,她的家是一栋4层楼的山边别墅,家中有一个佣人。这个有着很好艺术修养的女人,“把家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很优雅,过着优越的生活。”

  只是,原来那些“逛街、喝下午茶的日子”,如今只能放在记忆里了。这个在台湾不曾下过厨的太太,已经能在大营盘给一百多个孩子做午餐。她甚至将咖喱、麻油鸡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尝过的食物,带到了大山中的食堂。

  “在大营盘,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哦。”张平宜骄傲地说。

  但这个“女强人”也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。有时候,遇到一些烦心事儿,她只有请朋友抽烟斗,“借助慢条斯理的烟草气息,放松濒临失控的情绪”。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经衰弱,常会失眠,她的手袋里总塞着几包松弛神经的药物。

  许多台湾朋友都不能理解,“为什么这个疯子要跑到一个山坳坳里的麻风村,去吃这样的苦。”但对这个女人来说,在这片大山里,她似乎背负着某种使命,“我是一个母亲,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,我无法掉头离去。” (赵涵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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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女记者辞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风村教育

  • 2011-02-23
  • 台湾女记者辞去高薪工作投身四川麻风村教育

     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,这个台湾女记者放弃了原本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,投身四川凉山一个麻风康复村的教育事业。为了让这些与世隔绝已久的孩子能尽快地融入现代社会,她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——

      尽管已经过去了11年,第一次进入麻风康复村的情景,张平宜依然历历在目。

      “那真是个被刻意遗忘的黑暗角落。”这个台湾女人缓缓地说。

      那时,她还是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资深记者。为了采访大陆麻风康复村的现状,她多方询问后,来到了四川省西部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。

      这儿曾被人称为“隐形的村落”。从1959年开始,因为麻风病的蔓延,当地政府在此建立了麻风康复村,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,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。

      在村子里,张平宜看到,许多麻风病患者只能拖着残缺的四肢在地上爬行,身后带出一道道血痕,在自己的采访笔记里,她这样描述道:“他们的肢体被细菌吃掉了,就好像蜡烛燃烧后融化变形。”

      村庄里到处都是游荡的孩子,他们不再有父辈那可怕的疫病,眼神里流露出野性的天真。这让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不由自主地想到,“这里总该有所学校吧?”

      唯一的小学,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。教室是两间破土房子,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。学校的招牌,是小偷唯一看得上的财产,早已被盗。这里挤着70多个学生,大部分只能站着听课,孩子们的脸都很脏,“脏到只能看见两颗眼珠子”。

      如果连这所学校都垮了,张平宜不知道这些生长在麻风病阴影下的孩子还能有什么希望。这个一直生活在大城市的女人向老师许诺:“你留下来,我去筹钱盖一所新的学校。”

      2002年,正如她承诺的那样,崭新的教室已经在大营盘落地生根,而这个台湾女人的命运,也和这个一度被外界遗忘的村庄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2003年起至今,她辞去百万年薪的工作,在海峡对岸开办“中华希望之翼服务协会”,致力于大营盘麻风病人的子女教育。

      最开始,她将自己的动机解释为一种“最朴素的母性”。但现在,她的长期愿望是,“让这些麻风病人的子女都能正常地融入外部社会。”

      外部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?这个村庄里很少有人知道。这儿的村民只能感觉到,自己是“令人害怕又讨厌的人”。就连这儿的老师去县城开会,当地的老师都没有人愿意和他同桌吃饭。

      但这个朋友们眼里“典型的千金大小姐”,却在海峡对岸为这个令人恐惧的村庄呐喊。

      她在台湾写文章募款,到处演讲、卖书,或是带着医生丈夫每月给的1万元新台币零花钱坐出租车,去试图说服潜在的资助者。“下辈子什么都不做,只要做个有钱人。”这个此前从没经历过窘迫生活的女人,一度“咬牙切齿”地说。

      她带着这样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善款,回到大营盘,当上了新教学楼的“监工”。每一天,她都要在县城宾馆和大营盘村之间颠簸的土路上来回往返。因为学校没有厕所,这个有点洁癖的女人常常一整天不敢喝水。如果内急,就小跑半个小时到邻村,借用“猪圈隔壁的厕所”。

      在那些麻风村的孩子看来,“张阿姨就像妈妈一样”。她熟悉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与脾气秉性。比如依伙克古,只有5岁,是学校里个头最小的孩子,也是最认真的旁听生。他喜欢上学,因为在这里能见到爸爸依伙布都,这个22岁的年轻人,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。

      像依伙爸爸这样的“超龄小学生”在校园里并不鲜见。甚至在2005年之前,这所已经成立了十几年的小学,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毕业生。

      因此,与家长“抢孩子”,就成了张平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,“我们拼了老命寻求一条希望的道路,有人走过来了,有人怎么却中途落跑了呢?”在大营盘的时间里,只要发现一个孩子消失,她就会跑到对方家里,“胁迫恐吓那孩子回来读书”。

      阿被拉且曾经消失过。这个彝族男孩读完1年级后就回家放羊。直到学校重建,这个14岁的男孩才开始读2年级,他在这儿小学毕业,又在县里读完中学。现在,24岁的阿被拉且在青岛的工厂工作,小时候那个“只敢傻傻看着的张阿姨”,如今已经成了朋友,他们常认真地分享心事。

      “父母着急让我回去结婚,可是张阿姨说,还是找一个真正喜欢的才好。”阿被拉且说。

      对于张平宜来说,那就是“我的孩子”。她喜欢和孩子们亲近,只是,“只要稍微接近,就会被跳蚤咬60多个包”。这个年轻时颇有些“王祖贤味道”的女人,如今腿上布满了跳蚤留下的伤痕,甚至夏天也不敢穿上裙子。

      从洗脸、刷牙、洗澡开始,她慢慢教会那些孩子如何“保持个人卫生”。一个电视记者来到这个村庄后发现,如果农户家里有两把牙刷,那这两把牙刷肯定属于两个上过小学的人。

      可是,一旦抛开孩子们带来的成就感,张平宜面对的总是非常具体的困境。大营盘小学周边没有水源,几年前,当地政府在这一带山区修建了引水工程。不过,大营盘是这条水线的最后一站,一部分水管暴露在地面。有时,一头牛踏过去,或一个口渴的人截开水管,都可能给学校带来“停水灾难”。

      “简直是要疯掉了。”张平宜用戏剧化的语气形容当时的窘境。有时停水要长达一个星期,学校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汽油桶,这个此前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的女人“就坐着小马车去邻近的村落运水”。

      台湾义工郑玉婷也曾经历过那样的“抢水大作战”,她还记得自己当时的绝望,“在那样的山坳坳里面,我们连去哪里买一个水塔都不知道,又能做些什么呢?”

      不过,就在2010年,张平宜从台湾请来了一个水利专家,甚至从遥远的对岸运来“一根根水管”。他们用了将近50万元人民币,在荒山上建成了一个个水窖,“从浮流水到地表水,全部储存起来,一滴水都不要流到外面去。”如今,就算停水,他们也可以在三天的时间里自给自足。

      同事们无法想象,这个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女人,是怎样一个个地攻克眼前的难关。但在他们的眼中,张平宜是个“执著又单纯的人”,讲话的速度很快,而且想起什么事儿,一定要做完才歇手。

      在这个村庄里,因为大营盘小学而改变自己命运的孩子越来越多,甚至邻近的孩子都会到这里求学。眼下,这座曾经“快要撑不下去的小学”,已经有了100多个毕业生,13个公办教师,他们有着整洁的教室和食堂,甚至还有村里的第一栋公厕。

      但问题远未完结。小学毕业后,孩子们必须每天走路3个半小时去县里读中学。对麻风病人子女的偏见还没有消除,他们的住校请求不能被批准。张平宜咬咬牙,“好,那么我就来盖一所中学”。

      邻县的县长同意批给她一块地,但当她兴奋地带着从台湾募集来的钱款回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时,前任县长已经调离,新任县长拒绝了批地的请求。这个失望至极的女人大哭了一通。

      当时间推移到2009年,为了解决麻风村子女的入学问题,四川省扶贫办在大营盘小学的校园内,用260万元盖起一座气派的中学。张平宜和她的同事们兴奋极了,为了迎接新中学的到来,他们翻新旧教室、绿化花园。

      可直到现在,那所中学仍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,窗明几净的教室里也没有一个学生。当地教育部门迟迟没有派驻老师,而那些住在山上的孩子为了求学,仍然不得不每天在路上步行3个半小时。

     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,很少有孩子能够坚持读完中学,“走路又远,功课会跟不上,还常常被同学歧视和欺负。”最让张平宜难过的是,愿意继续留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正在逐年减少。为了给孩子们找出路,她又“强迫”在青岛开办工厂的弟弟,为想要外出打工的学生们提供职业技术培训。

      “我的十几年青春,就这样献给了这里。”她感叹道。

      一个曾经去过张平宜台湾的家里做客的朋友还记得,她的家是一栋4层楼的山边别墅,家中有一个佣人。这个有着很好艺术修养的女人,“把家里的每一处都布置得很优雅,过着优越的生活。”

      只是,原来那些“逛街、喝下午茶的日子”,如今只能放在记忆里了。这个在台湾不曾下过厨的太太,已经能在大营盘给一百多个孩子做午餐。她甚至将咖喱、麻油鸡这些孩子们从来没有尝过的食物,带到了大山中的食堂。

      “在大营盘,我变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女人哦。”张平宜骄傲地说。

      但这个“女强人”也偶尔会流露出脆弱的一面。有时候,遇到一些烦心事儿,她只有请朋友抽烟斗,“借助慢条斯理的烟草气息,放松濒临失控的情绪”。她有一定程度的神经衰弱,常会失眠,她的手袋里总塞着几包松弛神经的药物。

      许多台湾朋友都不能理解,“为什么这个疯子要跑到一个山坳坳里的麻风村,去吃这样的苦。”但对这个女人来说,在这片大山里,她似乎背负着某种使命,“我是一个母亲,看到麻风村的那些孩子,我无法掉头离去。” (赵涵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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